诗圣杜甫书法欣赏《严公九日南山诗》拓本
唐代乾元二年（759年）书，拓片高121厘米，宽70厘米。《严公九日南山诗》据传是目前发现的杜甫唯一墨迹。
杜甫（712-770），字子美，自号少陵野老，汉族，河南巩县（今河南郑州巩义市）人。世称杜工部、杜拾遗，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，世界文化名人。他忧国忧民，人格高尚，一生写诗1400多首，诗艺精湛，被后世尊称为“诗圣”。官至左拾遗、检校工部员外郎，代表作有“三吏”、“三别”等，有《杜工部集》传世，纪念地有杜甫草堂、杜甫墓、杜公祠、杜甫公园、杜陵桥、杜陵书院等。
杜甫是初唐名诗人杜审言之孙。因曾长居于长安城南0陵塬，故自称少陵野老，世称杜少陵。三十五岁以前读书与游历。天宝年间到长安，仕进无门，困顿了十年，才获得右卫率府胄曹参军的小职。安史之乱开始，他流亡颠沛，竟为叛军所俘；脱险后，授官左拾遗。乾元二年（七五九），他弃官西行，最后到四川，定居成都一度在剑南节度使0武幕中任检校工部员外郎，故又有杜工部之称。晚年举家东迁，途中留滞夔州二年，出峡。漂泊鄂、湘一带，贫病而卒。
杜甫生活在唐朝由盛转衰的历史时期，其诗多涉笔社会动荡、政治黑暗、人民疾苦，他的诗反映当时社会矛盾和人民疾苦，因而被誉为“诗史”。杜甫忧国忧民，人格高尚，诗艺精湛。杜甫一生写诗一千四百多首，其中很多是传颂千古的名篇，比如“三吏”和“三别”，并有《杜工部集》传世；其中“三吏”为《石壕吏》《新安吏》和《潼关吏》，“三别”为《新婚别》《无家别》和《垂老别》。杜甫的诗篇流传数量是诗里最多最广泛的，是唐代最杰出的诗人之一，对后世影响深远。
杜甫善于运用古典诗歌的许多体制，并加以创造性地发展。他是新乐府诗体的开路人。他的乐府诗，促成了中唐时期新乐府运动的发展。他的五七古长篇，亦诗亦史，展开铺叙，而又着力于全篇的回旋往复，标志着我国诗歌艺术的高度成就。杜甫在五七律上也表现出显著的创造性，积累了关于声律、对仗、炼字炼句等完整的艺术经验，使这一体裁达到完全成熟的阶段。有《杜工部集》传世。
“书贵瘦硬”论奠定了杜甫书法理论史上的重要地位
杜甫在书法的创作观上是非常成熟而有深度的。从记载来看，他的书体以楷隶行草兼工，整体以意行之，赞赏古而雄壮，注意书写中的速度、节奏、笔势、墨法等等内容，在唐代也是很有深度的书家了。同时，他对于唐代隶书家的赞扬、对于曹霸、张旭的评价都足以使他在书法史上留下声名，而他的“书贵瘦硬”说更是奠定了杜甫在书法理论史上的重要地位。
杜子美“知书”当无可怀疑，接下来，也许有人会问：他本人的书法造诣如何呢？历史上，这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。老杜曾因批评韩干画马而在后世引起不少人非议，倪云林即有诗：“少陵歌诗雄百代，知画晓书真漫与。”（《画竹歌》）言下之意为，杜子美创作的诗篇称雄百代，但其在书画方面却不怎么样。早于倪氏，宋书画家米芾就认定杜“不能书”，他说：“老杜作《薛稷慧普寺》诗（指《观薛稷少保书画壁》——引者）云：‘郁郁三大字，蛟龙岌撇。’今有石本得视之，乃是勾勒倒收笔锋，笔笔如蒸饼。”又曰：“薛稷书慧普寺，老杜以为‘蛟龙岌相缠’。今见其本，乃如柰重儿握蒸饼势，信老杜不能书也。”（《海岳名言》）不过，历史上也有人持见相反，如明代陶宗仪《书史会要》卷五便谓杜甫“于楷、隶、行无不工者”，莆一代诗圣亦善书。与此印证的尚有，元代郑杓《衍极》卷四《古学篇》称“太白得无法之法，子美以意行之”，刘有定注曰：“子美……善楷、隶、行书。”又，五代牛峤《登陈拾遗书台览杜工部留题慨然成咏》：“北厢引危槛，工部曾刻石。”?该刻石或为杜公手迹。又据近人马宗霍《书林藻鉴》卷八引，明胡俨自言“尝于内阁见子美亲书《赠卫八处士》，字甚怪伟。”此说若是可靠，则杜公手迹虽今已无存，但明代尚见，元、明人称杜甫“善书”、“工书”并非无稽之谈。此外，可结合杜诗本身和唐朝制度内、外取证。在《壮游》诗中，杜甫尝自称“九龄书大字，有冻梢荒摇保可见他从小便打下了良好的书法基础。老杜习书，亦有家学渊源，据《旧唐书·杜审言传》载，其祖父杜审言就颇自负地宣称“吾之书，合得王羲之北面”。杜甫晚年作《刘峡州伯华使君四十韵》自述刘、杜世交，称季祖审言和刘祖允济时亦有言：“学并卢、王敏，书偕褚、薛丁！弊杂咨长在“奉官守儒”之家的诗人，受此熏陶而“九龄书大字”便一点也不奇怪。在《赠虞十五司马》中，杜诗开篇即云“远师虞秘监”，并有“凄凉怜笔势”等追怀语。虞指虞世南，其书法得王羲之第七世孙、隋代书家智永禅师亲传，所谓“师范秘监，师范其书法也”（《杜诗详丁肪硎引卢 语）。又，《发潭州》诗云：“贾傅才未有，褚公书绝伦。”褚指褚遂良，按仇兆鳌的理解，老杜“但举才名书法者，盖借以自方耳”，而“公之善书，此又一证。”（《杜诗详注》卷二十二）虞、褚二人皆名列四大书家（另外两位是欧阳询和杜诗曾提及的薛稷），是初唐书坛二王书风的代表人物，杜甫或奉其为师或借以自比，可见其书承魏晋古脉。自负如其祖父，杜子美作诗也曾自比王右军，如《得房公池鹅》云：“房相西池鹅一群，眠沙泛浦白于云。凤凰台上应回首，为报笼鹅随右军。”《杜诗详注》卷十二引《杜臆》：“公素善书法，故自比王右酢！被褂校《详注》卷十九注《摇落》句“鹅费羲之墨”引顾宸语：“公本善书，故自比羲之。”子美书法敢与“书圣”媲美固未可信，但老杜自幼便奠定了不差的书法功底则是不必怀疑的。
就外证来看，有唐一代，书法空前盛行与皇家重视和提倡有关。据《宣和书谱》，太宗、玄宗、肃宗、代宗、德宗、宣宗、昭宗皆能书，尤以太宗为最。唐太宗置弘文馆，选贵臣子弟为学士，以国家所藏法帖令其学习，后又扩大范围，广征善书者入馆，上行下效，蔚然成风。尤有甚者，书法还成为唐代取士标准之一。“唐立书学博士，以身言书判选士，故妒檎咧凇！保康有为《广艺舟双楫·干禄第二十六》）不仅在科举的六个科目中有“明书”一科，而且吏部诠选官员“四才”之三亦为“书”，如洪迈《容斋随笔》卷十“唐书判别”条载：“唐铨选人之法有四：一曰身，谓体貌丰伟；二曰言，言辞辩证；三曰书，楷法遒美；四曰判，文理冻ぁ＜纫允槲艺，故唐朝人无不工楷法。”杜佑《通典》卷十五“选举”条亦曰：“武夫求为文选（当文官——引者），取书，判精工，有理人之才，而无殿犯者。”唐代文人工书是事实，如老杜《饮中八仙歌》提及的贺知章，其书名虽被其文名所掩，但据古藉载录，他“善于草、隶，当冻浦亍保ā缎和书谱》卷十八），是一有名的书家，连吴道子早年也曾从他和张旭“学书”（《历代名画记》卷九）。此外，“从近年敦煌千佛洞发现的唐朝人写经卷子看起来，有许多不著名的经生书手，大都落笔秀雅，结体茂美，可见唐朝能书的人是很多的”。既然如此，若说身处“以段艺”时代又素有从政怀抱的文士杜子美“不能书”，显然有悖情理。